庄子其人其书其学，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上是一个极特殊的景观。甚至可以说是个异数。抉发人心世道的说理文章，文辞竟然这样优美、想象力如此丰富、意象这般瑰丽，先秦诸子中，找不到第二家。也许只有屈原的《离骚》差可比并。但《离骚》是韵文，《庄子》是散文，文体不同。鲁迅称《史记》为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，《庄子》应该是真正的无韵之《离骚》。史学家陈寅恪论《再生缘》的文体说：“无自由之思想，则无优美之文学。”此论用来解庄，恰切至极。
庄子词章之美，来源于思想的自由。庄子所追求的是自由无碍、自然无待的人生境界。“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，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”（《齐物论》），这种烦恼人生，庄子最不能接受。“终身役役，而不见其成功；?然疲役，而不知其所归”（同前），这种不能自主的被动人生，也为庄子所厌弃。他把因不能自由生活所引起的种种人生困境，给定一个名称，叫做“天刑”。他的正面主张，是“乘物以游心”（《人间世》），即顺应自然律，保持心灵的自由。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，是“无己”、“无功”、“无名”（《逍遥游》）。但“三无”之中，“无己”最重要。所以庄子又称“无己”为“吾丧我”（《齐物论》）。而做到这一点，也就解决了人生的最大最后的一个问题———生死问题。“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我生者，乃所以善我死也。”（《大宗师》）“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生死、无终始者为友。”（《天下篇》）从而进入庄子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———“至人”的境界。
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。但我的看法，庄子并不是老子衣钵的承继者，而是另辟天地，自立宗旨，于道家的哲学有独立建树。他们企图解决的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互有不同。老子解决的是“天人”问题。庄子解决的是“人我”问题。而孔子，则解决的是“人人”问题。“人人”关系，受制于社会变迁。所以儒学多变。大家知道，儒学有三期或四期之分。也许四期的说法（李泽厚所主），也不无道理。汉代的董仲舒倡“天人合一”之说，变儒学为政治儒学，是不是也含有欲弥补先秦儒学主要解决“人人”问题，而忽略“天人”问题的不足之处？
儒家当然也讲天，但孔子讲的天，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格神在，不纯是自然之天。庄子之天，则纯乎自然之天。道，孔子、老子、庄子都讲。但孔子重人道，名言是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。老、庄重天道。老、庄的道，也有区别。老之道，很有点像黑格尔的“绝对精神”，庄之道，则像康德的“自在之物”。道是高度抽象的绝对，无论康德、黑格尔、老子、庄子，都是如此。但康德、黑格尔的绝对是死的，老、庄的绝对是活的。老子的命题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如果这一命题停留在“天法道”的阶段，就和黑格尔的“绝对精神”或者康德的“自在之物”没有区别。但后面还有“道法自然”一句。庄、老之道，因自然而活，因自然而获得生命。
庄学本乎自然，其学说建立在大千世界千变万化的基础上，不求永恒，只述相对，反而使自己的哲学意涵具恒在意义。儒家一意求永恒，守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律条，反而常常发生危机。最大的危机在晚清。危机之根源，在儒学的依托物是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。老之学是超离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之上的绝对律令，无需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。庄之学不仅超离社会，还超离个人，因此也无需随时趋变。儒学在诠释中获得生命。老学和庄学不必诠释就可以流传。晚清以还社会结构的变化，造成传统儒学价值的崩塌。以传薪续命为己任的新儒家，故有“花果飘零”之叹。
而当“传统儒学与东亚的经济起飞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？”或者说“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性是否相关？”这类话题正在为许多学者所关注、并因此而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庄子哲学已经为现代人的迷惑缠陷、为外物所困的遭受“天刑”的处境，提供精神解脱的普遍性资源了。老子是超越一切东儒西哲、往圣今贤的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。老子哲学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哲学的哲学。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，政治将不再主宰一切，权力也不能决定一切。知识，世俗化了；知识分子，边缘化了。人类向往个体自由的精神，需要庄子哲学来点燃并来打开自蔽的牢笼。庄子主张个体生命自由，并不伤害社会。老子冀图权力者学会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的本领，减少政治动荡，尽量保持社会的完型。如果说儒家是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，道家则希望保护个体生命良性运动的自由秩序。
庄子所追求的这种个体生命的自由，见诸生活，是一种享受；诉诸人生，则是一种审美。中国学术，不能无孔子、孟子，也不能无老子、庄子。中国文化，不能无儒家、释家，也不能无道家。儒、释、道三家、三派、三教的相拒相融，互动互补，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特殊存在状态。我们固然应该从社会结构中，去寻找思想形态的归根结底的原因；同样，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变迁，也可以从儒、释、道三家的互补互动中得到可靠的消息。
